上市公司中报收官 净利整体下滑1.5%

在转型、升级、调结构大潮，全国各地都要追求高精尖产业，各个城市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每个角落都要大搞现代服务业，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造成的有效生产力流失却漠然视之。

从全国看，国家工业化时期老城市的扩大有限，新增工业城市虽然有那么一批，如包头、大庆、攀枝花等等，但城市数目总的来说增加不多。甚至当时的《刑法》，也把以牟利为目的，非法转让、买卖、出租土地的行为，列为刑事犯罪。

由于是宪法条款，所以也统管了当时的《土地管理法》。1978年之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不多，城市总数变化不大，因此城市面积也就没有很大的扩张。小规模的外资还够胆，反正珠三角一带遇见红灯绕着走的本事大，只要本地人敢招商，他就敢来。1978年我从黑龙江高考进京读书，看到伟大首都的市容有了进步，城区不容易再见到马车，但城市的地盘依然如故。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已经发生，但土地流动依然障碍重重。

让我们先确认，大批土地被划入城市，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大型外资就不敢了，他们的法律审查通不过。而目前这部分已显出巨大亏空，只能做到‘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的大量投入。

尽管有些人把‘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批判成类似于‘庞氏诈骗，‘金字塔诈骗的制度，说得不无道理。如果只想弥补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基金不足问题，无视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根本的缺陷，则将来会造成无穷的后患。直到最近为止，中国农民实际上完全靠自己准备养老，几乎没有受过政府的任何补助。目前28%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水平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况且还有大量的亏空，足以说明政府官僚机构代替老百姓作主管理上述部分个人收入的非效率，更不用说像‘上海社保基金案那样，由中间的贪官或各种其他蛀虫对老百姓血汗钱的糟蹋和侵吞了。

国家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和个人实行的金融储蓄方式不能保证退休者取得足够的养老金来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国家要实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时，采取用生产效率更高的后代人创造的价值来补助上一代人，使他们退休后过上比过去更好的生活，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由于政府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实行‘现收现付方式，因此政府应全面取消强制个人上缴养老保险费的增侧，同时撤销收取和管理养老保险费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各种官僚机构，减少很多浪费，又省了社会上养老保险费缴与不缴而产生的矛盾和困难。

这就是说‘跨代养老方式是任何社会都会面临的必不可少的选择。由于国家官办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没有个人那么热心，所以他们运用个人和企业交付的养老基金收益率肯定还不如个人。而中国的公务员（以前的干部）阶层几乎是全靠国家的补助，从来没有必要为养老做任何个人准备。要知道我国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他们那里如果养老基金发生亏空可以用推迟退休年龄的方式全民共同承担其代价，但是在我国由于存在因户口制度而派生的身分等级和差别待遇，所以我国采取同样政策，只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但是如今从西方传来的这种貌似平等合理的国家养老制度却把东方‘孝的文化打下马来。第二，政府只能许诺从财政上拿出一部分支出来给达到退休年龄的全体国民（不管什么身分和职务）一定数额的基本养老金，作为全体国有资产共同所有者的身份应得到的待遇。首先，我国没有像北欧的某些国家那样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或科技发达，新一代的劳动生产率很高，而且人口结构在足以抵消寿命延长的难题。其次，中国很快面临高龄化社会的问题，需要政府认真对待城乡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

作为过渡，不是推迟退休年龄，而是反过来把退休年龄要提前到50岁，但要相应调低基本养老金，鼓励除了公务员外，企业继续根据本身需要调整或延长劳动合同期限，鼓励退休公务员下海创业。）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养老金达到维持退休前工资水平的80%左右，与企业职工的45%和农民的25%（按农民的年均纯收入计算）相比高得多了。

如果假设30年前的白领像现在交付的28% 的养老金比率（假设企业交的部分都由个人领后统一储存）在工资中节省17元，而30年后要想拿到现行工资水平50%的1500元（按现在的制度设计，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据说只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5%以下）的退休金，那么他的17元的存款必须投资于复利年率16.1% 以上的金融商品。（完）作者系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养老保险制度 。

这样的做法是应该而且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采取‘现收现的方式。如果人寿保险公司不承诺补偿物价上涨的损失，则投资于人寿保险商品的顾客遇到物价上涨就会大呼上当。希腊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一旦制度已定，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它在客观上已不顾下一代的负担，按照‘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自私逻辑来行动，终究害人害己，自食其果。首先，国家统筹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已成为世界趋势，尽管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它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实施的东西，而标榜社会主义的我国如果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至只限于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则怎么也说不过去。加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又把‘孝的文化传统釜底抽薪，我国也不得不走上国家代替家庭职能，强制实行‘现收现付的全民养老制度。那么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保险问题呢？我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几条根本性的改革措施。

由此可见，由个人理财投资于金融商品的养老方式是不可靠的。另外在企业职工个人账户积累的8%的部分加上微薄的运营收益除以139（按退休后的平均寿命计算的参数），按月发放，死后可以由子女继承。

在禁止人口自由移住的目前的户口制度还没有消亡之间，基本养老金可根据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而不同，但它首先要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它归根到底由国有资产的收益率决定）来决定，即要实现新老一代人利益上的平衡，不能搞赤字，把负担转移到下一代身上。第四，鼓励个人的储蓄和加入各种商业养老保险，在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上给于优惠，让收入的支配权完全交给个人。

也就是说由国家包办养老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可能持续的‘乌托邦，即不公平，又不可能持续下去。我们不能按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子来设计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三，鼓励人们在领到国家的基本养老金之后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或各种活动，鼓励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个人的养老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和富裕，对劳动工资收入采取免去所得税等优惠。至于对农民的所谓‘新农保，尽管政府大力宣传其优越性，尤其是强调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关怀，但它只是同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对农民的养老问题撒手不管的政策相比较而言而已。但是要知道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让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长期使用锄头镰刀的农民在退休后和开拖拉机的后代人享受相同生活质量的权利。简单地在养老保险基金上不能搞赤字，把负担甚至推给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人身上，搞‘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中国要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既然我国政府严格推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堵住了老百姓‘养儿防老的路子，那么拿出切实可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子女养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养老金应按‘现收现付的方式，由下一代人生产的价值中支付给老一代人，以避免物价上涨的风险，同时使老一代人也享受到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但愿这样的传统还没有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自以为是的，所谓的‘顶层设计而丧失殆尽。

即使出现那样的极端情况，上面那个用结存17元来30年后想维持50%（30元）生活水平的人必须投资于年率1.9%以上的正利率金融产品。当然除了那些一小部分收入特别高的人群，谁看见哪个百万富翁担心自己的老后呢？但是社会大多数老一代人创造和储蓄的价值本不够维持现代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那些劳动强度大，被强制上缴28%收入的企业职工却因此而多交少收，成了净损失者，农民也一样。那么这就需要不断从新一代人创造的价值中把一部分转移到老一代人身上。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为了得到选票，掌握政权，大搞福利财政，发行国债，甚至不惜借外债来维持过高的福利水平，那么这个政府应不应该得到谴责呢？不顾下一代人的债务负担，向政府施加压力增加福利支出，企图享受过高福利水平的选民和迎合他们要求的政党是不是比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更理智一些呢？根据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如果要全面推行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考虑在制度上应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次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看该制度有没有可持续能力。第五，国家和社会应大力提倡民间的慈善活动，对那些因天灾或其他非个人品德上的原因没有准备好养老的人群提供资助，既不能助长‘懒汉思想，也要实行人道主义。

但是过去30年中大部分年头老百姓遇到的都是负利率环境，谁也不会认为今后物价和工资都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也许有人说在过去30年中工资增长50倍是属于特殊情况，政府如果能够严格控制物价，个人投资金融商品也许能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

我国政府要全面推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这一点原本无可非议。真是亏他们那些政府官僚还能想得出推迟退休年龄的馊主意。

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世代之间生活上互助的传统还没有消亡，它又是解决老年人后顾之忧的最可靠的方式，对建设和谐社会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里说它‘几乎是因为公务员也是以相对低工资的方式，让政府从他们应得的工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来上缴政府财政，尽到了自己积累一部分养老基金的义务。